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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二)周恩来与中国政治曲折发展研究
时间: 2019-02-22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党的组织工作对加强中国党自身建设非常重要,周恩来曾在党的关键时期担任组织部长,直接承担党的组织工作。他从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等方面开展党的组织工作,这些实践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思想,为中国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为成千上万名党的干部的成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拟对时期周恩来在中国党组织工作方面的思想、实践活动与贡献进行整理、阐述。

  抗战时期中国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紧紧围绕抗日救亡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在对包括社会在内的社会思想意识的有效引领中,使中国党以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成果由局部走向全局,由“边缘”走向“中心”。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主要表现为:起草《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界定引领包含社会在内的社会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科学解释三义与主义的实质与关系;指出了对待三义的科学态度;对法西斯主义、主义、投降主义和“复古的的向后的思想”的批判。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党引领社会思想意识的理论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党引领社会的优势引领、传播引领和价值引领。

  在20世纪上半叶党际关系及其变化决定着中国政治走向,政党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了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的发展。周恩来既是党际合作政策的重要制定者,更是党际合作的重要实践者,他的实践对国共、与中间党派多种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党际合作奠定了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制度的基石。

  周恩来作为中国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一生致力于中国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较为成熟的思想。本文从周恩来指出中国党派的性质,关心、支持和帮助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他同各党派之间的深厚友谊这三方面来论述周恩来与党派之间的融洽关系。周恩来自觉、娴熟、有成效地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堪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楷模。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1949年解放战争可谓是一场波及范围广泛、影响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如果从周恩来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来看,可以说周恩来一以贯之的便是不断推动由各个阶级所组成的统一战线稳定发展,尽力维护国家的团结。这一点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反对军阀组成的统一战线年代国共反对日本侵略所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上,同时也可以通过50年代他在万隆会议以及文化大期间他力保“四个现代化”推进方面所做的努力得以验证,本文主要论述其在文化大期间提出并推进“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意义。

  周恩来与胡适都属于中国20世纪的精英人物,只是历史角色不同:一个为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通过历史时空中一些零星的碎片,可以发现周恩来对胡适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敬爱与失望、沟通与认同、批判与争取,其中反映的是两条道路的合离,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当然,两人的个性在彼此的交往和态度中也得以彰显。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周恩来在土地战争时期的求是精神。其中突出他对建军和红军的发展,以及对军事思想形成的贡献。

  宁都会议前的赣南会议,临时中央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名义,实际撤销了的军职。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顶住临时中央(博古)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等)只让管政府工作、不让管军事的意见,为努力恢复的军权而争斗。开始是让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并配合取得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力争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两个月后的宁都会议,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一些人又坚持将从前方调回后方管政府工作,周恩来力争无果,他维护军事领导权的努力终于落空。但是,周恩来对军事领导权的维护至诚至真,这从宁都会议前后的历史中可略见一斑。

  博古1925年加入中国党,1946年因飞机失事遇难,在21年的生涯中,有10年的时间是和周恩来共事。博古和周恩来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第二阶段,博古是周恩来的领导。第三阶段,周恩来与博古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第四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

  抗战时期,中国党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面对特殊环境,通过各种形式向外界宣传中国党的政治主张和战斗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为争取团结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回顾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组织动员全国一切可以抗战的力量,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周恩来等中国党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为抗战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充分发挥抗战文化作用,多次论述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其思想和实践呈现出时代性、先进性、广泛性、周密性等主要特点。回顾和研究这些历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很有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南方局依据中国抗战的国际国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制定国际方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联合又斗争;努力争取外援,正确处理外援与自力更生;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同时并进,使国际服务于抗日战争,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香港大营救是周恩来领导下香港和广东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的,这行动不仅是从日敌魔掌中拯救了文化精英与爱国人士的性命,让他们感激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意义,就是周恩来安排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到达游击区,让他们在抗日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看到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坚持中国党的原则立场,为争取中国的和平、、独立和统一,在国统区广泛开展工作,领导开展运动,暴行,教育了人民,赢得了人心,争取了朋友,团结了人士,孤立了,对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宣布脱离政府的管辖,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这次起义在中国被称为“两航起义”。事实上,这次起义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本文通过许多亲历者的回忆证明了周恩来对起义的贡献。

  平津战役期间,为解放天津这座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周恩来作为重要,在对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力争和平解放天津、战役筹划部署、城市的顺利接管,以及以“天津方式”指导全国解放战争等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军事指挥才能与政治谋略得到了充分体现。

  平津战役期间,周恩来作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审时度势、科学决断,辅助制定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及作战方针;成功领导了对爱国将领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从而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了派;同时,他对参战部队军需给养、物资供应等后勤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与部署,保证了一线作战部队辎重所需,为夺取平津战役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49年,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周恩来为这支军队的创立、成长和壮大,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二十一年来,他和工作和战斗,始终同我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参与领导的中国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程,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周恩来是我党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之一,但长期以来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解放战争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战争史诗。是指挥三大战役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以代总参谋长身份任第一助手。他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充分地展现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文韬武略,成为被喻为“最佳组合”的伟大统帅的伟大参谋长。

  周恩来协助开创了中国人民海军事业。他远瞩,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发展做好顶层设计;他审时度势,制定新中国海军建设的战略规划;他呕心沥血,操劳着海军建设方方面面的大事小情;他运筹帷幄,指挥部署人民海军重要战役和重大行动。他对创建和发展年轻的共和国海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建设人民海军的理论和实践,对今天的海军建设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于成立之初建立并实行了中央政府下辖政务院的二级政府体制,政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国家内政外交各项事务。建国前夕,周恩来作为中内早已属意的政府合适人选,即为政务院的创建苦心思虑。建国后,周恩来作为首任政府总理,主持政务院全院事宜,在机构设置、人事安排、法制建设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在政务院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党与各党派之间形成了合作型政党关系。作为全国政协的主要,周恩来认真思考了如何处理党与各党派关系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党际关系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在坚持党领导的前提下,各党派间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平等协商,互有妥协;广交朋友,充分信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周恩来的党际关系思想是统一战线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为中国党领导下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建设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党际关系思想的初步实践,对增进各党派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正确的主张对今日协调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仍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党协调与党派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针,它为中国特色的“合作型”政党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周恩来从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出发,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党际“互相监督”的性质、内容、发展趋势,将党际“互相监督”上升为一种政治监督、政党监督,并在政治实践上促进其走向成熟。周恩来对党际“互相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和贯彻落实,对分析新时期党际关系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新时期和谐党际关系建设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世界,已成为影响全球性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团结稳定。不少人在痛惜有些国家因处理不好而发生内乱、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多民族的中国处理民族政策的成功经验。我国团结稳定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与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特别是与周恩来创造性地制定一系列正确解决我国与祖国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于如何做好民族工作耗费的心血最多,下的气力最大。他根据中央精神,不论在制定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各民族平等互助共同发展繁荣、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培养民族干部,还是在解决棘手的等一系列事关我国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贡献也最突出,很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范例。周恩来关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理论与实践,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的理论宝库,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至世界各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亦不无参考和借鉴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积极争取旅居海外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回国贡献才智;他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重用并关心归国学人;处于“文化大”风浪之巅,周恩来仍然与回国访问的海外华人科学家探讨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为祖国科技现代化事业殚精竭虑。

  周恩来对八大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上积极开展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外交活动,努力争取有利于八大召开的和平国际环境;二是认真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领导,为八大顺利地召开奠定坚实基础;三是以苏为鉴、全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八大路线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包括是实事求是地研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探索出一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独立自主的均衡协调发展路线;认真总结斯大林问题和中国党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扩大的本质意义,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设想。

  周恩来与彭真皆是中史上重要的领袖人物。关于两人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欠缺系统研究但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周恩来与彭真在建政以前互动不多,甚至在延安整风中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然而,建政以后,双方关系发展平顺,不受先前不快的影响。“”前的周彭关系,特别是在1958年中央处和国务院之间的工作关系调整后,主要表现在政府总理与中央处的“二把手”的互动上。周恩来不以资深先进自居,对彭真不但没有等闲视之,有时还会表现出一种欣赏的态度,甚至是谦让的姿态。这主要肇因于:彭真获得中央层峰的重用和在上层领导的活跃(固定出席政治局会议和主持处的常务工作);彭真表现出来的政治坚定和政治正确(在经济调整时期中,其主张与多有雷同和合拍);彭真工作认真、敬业,以助手之姿尽力协同、配合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为后者分忧解劳。在“”前夕,双方已有良好的互动与信任。周恩来甚至曾提议由彭真接任其政协主席一职。在导致“”爆发的文艺批判问题上,周恩来对于步步陷入政治泥沼的彭真试以伸出援手,但在的明确表态下不得不立场后撤。在“”大批判中,周恩来力能所及地减缓彭真所受的政治磨难。至于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周恩来对彭真问题的态度,则尚需进一步的探究。

  “”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为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而进行的一次探索实践。周恩来对推动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做出了独特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推动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主持制定了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各个方面的政策并积极推动实施,力所能及地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推动了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较为健康有序地开展。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推动,对广大知青的关心关爱,为领导干部树立了为民务实的典范。

  在“文化大”发动这个特殊历史节点上,周恩来处于多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心,被置于时起时伏的运动冲击波的风口浪尖。他既要维护中国党和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国民经济发展在情况下不致中断,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又要对“左”的错误及、两个集团的推波助澜等种种活动有所和斗争,保护广大干部和党派人士免受或少受他们的。其处境之艰难,工作之繁忙,令人难以想象。正是在多种矛盾的交织、冲突中,周恩来义无返顾、苦撑危局,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和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为限制“”发动范围,尽量减少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巧于周旋,善于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独特作用,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与信赖。

  初期(1966年至1971年),国务院众多人员遭到批判和,国务院机构遭受严重冲击和裁并。在中央权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尽量减少大规模政治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制夺权,降低了“全面夺权”所造成的危害;尽力保护在国务院机构中工作的干部;尽力维系国务院机构的正常运行。在这段特殊年代中,周恩来为领导和管理中央政府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66年乍起,周恩来多次公开强调因势利导,并且积极进行因势利导。因势利导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行事方式。周恩来的因势利导,保全了自己,提醒了同志,保护了干部,减少了损失。

  在携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先,周恩来对家族密谋刺毛的地下活动一无所知。9月12日,南巡突然回京,周恩来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未作他想,未与会面,照常原定工作。当晚,周恩来接到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林立衡向他们报称叶群、林立果要挟持逃跑。周恩来在未证消息虚实的情况下,果断控制机场。周恩来这一举措,打乱了林立果和“小舰队”秘密安排次日早上乘飞机去广州的计划,使家族惊慌失措,误以为中央掌握了他们密谋的情况,以致紧急出逃,机毁人亡。出逃之后,周恩来果断处置,在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做出了紧急安排,防止出现不测。飞机坠毁后,周恩来及时指示驻蒙使馆勘察现场,要求空军立即进行调查,第一时间找到飞机坠毁原因。同时,周恩来指示逮捕并审查了与叛逃事件有关人员。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政治家个人能力至关重要,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突发时的作为,是他一生中耀眼的亮点。但事件对周恩来的刺激和影响也很大,在其晚年的执政风格有很大变化,政治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坚定性,成为党内纠正“文化大”左倾路线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党的传统里,解决干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一般采取两者彼此相关的途径。一是“解放干部政策”,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前者意指改过自新的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后者意味着原先的判决冤屈有误。文化大时期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这些案例逐步地得到处理,特别是在主政时期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先前在1970年代的初期与中期,周恩来为解放干部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由于依然在世,周只能一切秉承毛的旨意谨慎从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干部的委屈。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和杰出的政治家,他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工作中,练就了高超的行政能力,在干部管理中形成了自己的三大特点:第一,宽严结合,准确把握干部管理尺度;第二,与集中结合,妥善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周恩来提出和采用的这些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对于当前我们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支撑。周恩来最后岁月的政治活动对于其后改革的全面启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支持下,塑造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班底,为改革的启动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也为日后消除改革阻力积蓄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周恩来在四届上重申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成为日后推进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方向。他协助积极拓展外交空间,为启动改革后实行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审视和研究周恩来与改革缘起的关系,对于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和评价周恩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